比如，有学者认为广义的经济宪法，除包含宪法中涉经济性的法律规范外，还包含对于整体经济秩序而言具有基础性和全局性的法律规范的总和，例如竞争法规范、规划法规范等。
2009年10月国务院法制部门曾试图制定《关于规范行政裁量权的指导意见》，其中一项重要内容就是规范裁量基准的制定和适用。戴维斯（K. C. Davis）曾十分坦诚地说道：就复杂的事项而言，规则从来不可能预先提供全部的答案。
这一理由是从裁量基准的功效层面展开的，认为裁量基准既然能够在行政裁量的治理上发挥重要功能，那么就应该将其作为一项义务施加给所有行政机关，要求所有行政机关都必须制定基准文本。因为，就行政机关的职权而言，其不仅表现为一种法律上的权利，而且包含法律上的职责，是权利义务、职权职责的统一体。其二，在此类总则中，专门用以回应裁量基准法治化问题的并不多见，多是一些综合性的规范性文件，所要处理的问题也并不限于裁量基准。在日本，裁量基准的法治化工作早在1993年《日本行政程序法》首次立法时就已经完成了。并且，这些理由看起来更为实际，更加贴近裁量基准在执法实践中的真实状况。
这一认识来源于《日本行政程序法》第12条中的行政厅必须努力设定处分基准表述，认为裁量基准的设定义务很难明确为一种法定的强制性义务，只能理解为一种努力义务。因此，对于裁量基准的设定义务，人们一开始产生的认识是所有行政机关都必须设定裁量基准，采用的词汇是应当，而非《行政处罚法》第34条中的可以。[10]后来，其他学者也有类似的观点。
正如苏永钦教授所指出的：部门宪法的操作当然不能牺牲主观人权的保障，否则就会落到买椟还珠，舍本求末。参见陈海嵩：《部门宪法范式之反思与发展——以环境宪法与文化宪法为范例的理论分析》，载《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6期。笔者非常赞同将部门宪法限于宪法典中的规范之观点。[27]赵宏：《部门宪法的构建方法与功能意义：德国经验与中国问题》，载《交大法学》2017年第1期。
[40]德国有位学者一方面认为部门宪法是普通立法者的作品，《企业劳资法》等是部门宪法，部门宪法是宪法之下的法，另一方面又强调部门宪法虽以宪法命名，但与国家的宪法存在区别，它不具有宪法的位阶。[61]周刚志教授认为，部门宪法先可划分为财政宪法、政治宪法、文化宪法、社会宪法、军事宪法等，而后根据研究的需要，再作调整，比如财政宪法可扩大为经济宪法，社会宪法可缩小为劳动宪法，文化宪法可再分为教育宪法、宗教宪法、传播宪法等。
[64]需要指出的是，这里讲的政治宪法不同于国内一些学者把事实的权力运行规则视为宪法的那种政治宪法，而是指政治领域的宪法规范的集合。[18]参见郑贤君：《社会宪法与社会法——公私法融合之一箭双雕》，载《浙江学刊》2008年第2期。[60]参见苏永钦：《部门宪法——宪法释义学的新路径?》，载苏永钦主编：《部门宪法》，元照出版公司2006年版，第23-24页。[62]参见周刚志：《部门宪法释义学刍议》，载《法学评论》2010年第3期。
[47]部门宪法的研究有助于专题化、类型化地深入认识宪法，打破宪法序言、宪法总则、基本权利、国家机构等宪法区块的界限，挖掘出宪法在一个个特定主题上的完整而准确的内涵。[58]它们是政治宪法、经济宪法、教育宪法、科技宪法、社会宪法、文化宪法、环境宪法、军事宪法、自治宪法、外交宪法。[53]参见宁凯惠：《部门宪法、分支宪法学之构建研究》，载《政治与法律》2020年第7期。[9]无疑，部门宪法属于部门宪法学的研究对象。
在研究部门宪法时，我们仍要关注和研究相关的普遍法律法规（包括宪法性法律）及部门法，其目的和侧重点是为了更好地发挥宪法对它们的作用。例如，已故的赵世义先生认为，经济宪法是调整个人与国家、国家机关与国家机关在经济活动中的关系的根本法规范。
部门宪法的研究，有助于准确地把握宪法的内涵，有利于促进宪法的实施，并可以推动宪法学分支学科的发展。[53]一个部门宪法的深入研究，长期积累，完全可以发展成为一门特别的分支宪法学科。
[60]张嘉尹教授强调宪法部门的划分必须以宪法文本作为参考架构并考虑既有的研究成果。参见石东坡：《试析文化权利宪法规范的实施保障问题——以比较法学视域中的文化宪法研究为参照》，载《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5期。[57]参见周刚志：《财政分权的宪政原理——政府间财政关系之宪法比较研究》，法律出版社2010年版，第46页。[74]对于这一看法，可能需要商榷。[8]参见王秀才：《中国文化宪法的基本理论构成与实践指向——以现行宪法相关文化条款为分析对象》，载《聊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4期。部门宪法的提出，不是在宪法之外构建或发展什么新法或新的部门，但部门宪法的研究可以推进宪法学的专题化研究，[51]甚至可以发展为一个个新的宪法学科。
部门宪法的提法源自德国，有关具体的宪法部门的探讨，比如财政宪法的概念早在19世纪德国就有学者提出，后来到20世纪初德国又有军事宪法经济宪法劳动宪法等的讨论。总之，部门宪法的研究即部门宪法学，是宪法学专题化的深入研究，可推进宪法学及其分支学科的发展和繁荣。
[19]韩大元、林来梵、郑贤君：《宪法学专题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83页。例如，有学者强调部门宪法是立宪主义思维在部门法领域的体现与载体，反家暴法就是婚姻家庭领域的部门宪法[31]。
多个部门宪法的深入研究，当然可以发展成为多门特别的分支宪法学科。[6]朱孔武教授也强调，财政宪法学就是指有关财政宪法的宪法学专题研究。
[73]秦前红、王雨亭：《论我国宪法言论自由条款在司法判断中的运用——基于295份名誉权纠纷判决书的分析》，载《苏州大学学报（法学版）》2020年第1期。苏永钦先生认为，部门宪法的存在反映社会的需求，故部门宪法的数量应该有几个，只能在一定阶段去观察分析，随着社会的改变而增减。对于部门宪法的研究重点，学者们的认识不一，有一些学者主张把宪法总纲中的基本国策作为重点。[34]葛克昌：《税法基本问题——财政宪法》，元照出版有限公司2005年版，第82页。
详见王锴：《部门宪法研究》，光明日报出版社2014年版，第22页。[14]陈淑芳教授认为，文化宪法是不包括教育在内之以狭义的文化概念为基础的宪法规范。
在很大程度上，部门宪法是对宪法上就社会各领域所规定的纲领性和制度性规定的各类条款进行系统研究和宪法释义。部门宪法的建构应以宪法文本为基础，并根据全面实施宪法和宪法学发展的需要。
[22]又如，陈海嵩教授认为，部门宪法的规范依据和内在范围应限定在形式意义上，由成文宪法上的相关条款组成。显然，经济宪法、文化宪法等部门宪法的研究可以将宪法的体系解释发挥到极致，更全面、系统、深刻地把握经济、文化等某个特定主题在宪法上的规定及其意涵。
[39]吴秀明、杨坤樵：《宪法与我国经济部门之基本秩序》，载苏永钦主编：《部门宪法》，元照出版公司2006年版，第209页。[26]参见阎天：《重思中国劳动宪法的兴起》，载《中国法律评论》2019年第1期。[68]许育典：《教育宪法的建构》，载苏永钦主编：《部门宪法》，元照出版公司2006年版，第561页。[35]许育典：《教育宪法的建构》，载苏永钦主编：《部门宪法》，元照出版公司2006年版，第547页。
因此，根据我国全面实施宪法的需要和宪法文本的内容以及推进宪法学专题研究的要求，目前我国的部门宪法可划为以下十八类，它们是：政治宪法[64]、经济宪法、财税宪法、文化宪法、教育宪法、科技宪法、劳动宪法、卫生宪法、体育宪法、家庭宪法、宗教宪法、环境宪法、城乡建设宪法、社会保障宪法[65]、民族区域自治宪法、一国两制宪法、国防宪法、外交宪法等。所以部门宪法学一方面是宪法解释与体系建构的方法，另一方面同时是一种新形态的宪法释义学。
比如，如果仅将宪法上的财税条款和普通法律上的财税问题放在一起研究，但没有突出宪法规范，没有以宪法规范为中心，那么这就不是财税宪法的研究，不属于财税宪法学的探讨，最多只是财税法学的研究。[46]显然，部门宪法的建构有助于宪法教义学的本土化。
[51]甚至有学者认为，即便不采用诸如文化宪法（学）、财政宪法（学）诸如此类的表述，专注于特定的宪法原则、宪法规范特别是宪法权利及其实现的一系列宪法问题进行纵向的开掘研究，也是必要的。[62]赵宏教授则认为，在部门宪法研究尚未充分展开的我国，不必进行细致的学理界分，现阶段只是根据宪法规范文本和既有研究成果，对可能的部门进行粗略分类，之后便交由部门宪法的研究学者进一步填充、修正甚至补强似乎更为妥当适宜。
